提高煙草稅只能作為控煙的一種手段,通過提高煙草稅來達到控煙的目的,這是國際通用的辦法,在不少國家都取得了顯著的成效。戴秀英委員的提案不無價值。其實類似建議歷來不少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在中國控煙,不是單單靠提高煙草稅就能達到。而且提高煙草稅收與價格在某種程度上對控煙起到的只是“治標”作用,因為控煙是一場“戰役”,不是一項措施就能收“長治久安”之效,如果其他的控煙措施不能及時跟進,煙草消費還可能出現反彈。
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,2019年中國卷煙產量達到23642.5億支,累計增長1.2%。按《柳葉刀》醫學雜志此前發表的研究,中國吸煙者人數達3.01億進行粗略計算,這相當于每位煙民每年吸煙近8000支,按每盒20支計算,也就是400盒。按照國家煙草專賣局公布的數據顯示,2019年煙草行業實現工商稅利總額12056億元,同比增長4.3%,上繳財政總額11770億元,同比增長17.7%,稅利總額和上繳財政總額均破萬億,再度創下歷史最高水平。同樣按照中國擁有3.01億煙民進行粗略計算,這相當于每位煙民創造工商稅利超4000元,創造上繳財政同樣接近4000元。
三億多煙民是不容忽視的一個群體,單獨靠提高稅收和漲價來減少煙民數量是不現實的。有網友表示,“要真有心,把吸煙的肺圖片放到煙盒上”、“建議從源頭控制,加價沒用”。甚至還有網友調侃,“控煙不如禁煙,我承認我是站著說話不腰疼”。也有人認為戴秀英提案中所寫的許多農村地區存在2.5—3元低價卷煙銷售情況上際上就是了保障民生。因為這個價位的卷煙,在今天如此高的人力物力成本下,是處于虧損狀態的。這一措施主要是考慮到農村老年煙民群體在沒有這些產品的時候,通常會抽自種煙葉代替,這種煙葉對健康損害更大。沒有低價卷煙,不代表他們不抽煙,相反會有更加不健康的選擇。
任何一項有關國計民生的政策,國家都不會把落腳點放在單獨的一個方面,而是從全國整體發展來著眼。縱觀國外一些在控煙方面做得比較成功的國家,就并不主要靠稅收手段。像很多國家與地區實行封閉的公共場所全部禁煙;一些國家規定,在公共場所吸煙會被處以重金罰款甚至可能會被判入獄,很多國家會嚴厲懲處給未成年人銷售煙酒的行為。
所以提高煙草稅只是控煙的一種手段,卻不是唯一的手段。控煙不能過度倚賴于提高煙草稅。要能達到控煙的更好效果,對煙草實行標本兼治,需要全面考量,疏堵結合,多措并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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